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现实的需要推动的，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把70年分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考察和描述不同阶段的不同现实需要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运用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未来我们将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和面临的国内国际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科学意义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那样：“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新中国制度选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要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怎么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组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动态选择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我们选择的理论依据。《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其哲学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集中地、逻辑严密地阐述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再适合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为什么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所取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积弱积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后，找到了领导工农革命、推翻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当时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符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但是，列宁审时度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国家“首先胜利”，而且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视“首先胜利论”为“为什么要”和“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的理论依据。新中国建成什么样、怎样建？列宁和斯大林等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也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包括“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等理论。所以，新中国初期3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就是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以及斯大林组织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即所谓的“苏联教科书”。一大批经济学家毕生翻译、研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少数从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也重新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他们为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以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尽管因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单一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新中国初期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发现这种体制的弊端很大，不适合仍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于是，新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何审视和判断已经运行了30年左右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这又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中国经济怎样发展和运行”以及“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意味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是需要理论依据的，甚至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理论依据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它要从根本上阐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或总体目标是什么。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判断也许让人迷惑：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怎么还是它？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的体制是适合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相对于生产力发展需要高配了、超前了，而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而准确的确认，这意味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公有制，但不能是单一公有制；需要计划管理，但不能只靠计划管理、更不能靠指令性计划管理；可以有而且必须有按劳分配，但不能单一按劳分配，也得有其它分配依据和方式；最关键的是，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所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写得非常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社会主义又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初级阶段的。依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不合适就改革，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吗？唯物史观不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和发展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认识和总结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认识和论述，只不过具体分为几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界定不同而已。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20世纪50-60年代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都曾提到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划分问题以及相关观点。但是，既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不一致的，理论上需要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众多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并且从逻辑上论证了 “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统一”，这一集体创新的成果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前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和卓炯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有关，他们虽然没有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只是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和可以有商品货币关系、需要价值规律，而且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依据，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些思想足以成为后来理论创新的思想先驱，足以让人敬佩。
第二个层面的理论依据就是具体怎么解析传统经济体制、怎么设计改革目标和怎么改革的理论，其中又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学习借鉴东欧经济学，二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或总结出自己的新理论。
东欧国家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索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大批东欧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归纳起来，他们就是研究：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问题。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面临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20世纪80-90年代，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关注、学习、研究东欧经济学，并且运用于中国改革现实，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东欧经济学既没有超出或远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又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实在是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又容易被中国理论界和决策者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受到东欧经济学的影响或启示，本质上还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起作用。
当然，后来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在改革目标、改革方式等方面，在理论上超越了东欧经济学，使得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东欧国家更加成功。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性提出并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统一，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在如何改革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接受和借鉴所谓的“萨克斯疗法”和“华盛顿共识”，而是创造性提出并论证了渐进式转轨或改革理论，体现在一系列改革方略或建议上，主要有：改革与开放并举，以开放促进改革；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举，以增量改革促进或倒逼存量改革；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地推进改革；在尊重民众改革积极性的同时，依靠政府力量在一定限度内以非市场化手段推进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无论农村土地制度的承包制还是近期的“三权分置”，以及城市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以政治体制稳定从而政治、社会稳定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稳定推进和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些都是真正的、经过实践证实了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老中青三代众多的经济学家们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个层面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技术，不可能不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对中国经济运行实践影响最大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是也有波动，摆脱不了周期规律，也会有经济危机或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风险，因此，中国也需要应对经济危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经济危机理论，但是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提供短期的反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而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这种危机理论显然不适合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不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如何，其反危机的政策主张是明确的，短期内是管用的。中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尽管开始由于体制基础和操作经验的原因，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运用不太熟练，但是，后来就用得越来越好，关键是要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和改进。除此之外，还有西方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产权改革、企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理论与中国的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等，都被中国经济学家一定程度地借鉴和运用，都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也一定程度上被中国的经验事实所证实。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在借鉴和运用时，都结合中国实践有所创新。
三、展望未来：构建以“合作”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现在的中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些问题的难度还很大，但是，毕竟经过70年的艰苦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和技术创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NI也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跨越性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也基本告别了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型、中低档产品大量出口型，正在转型到“创新驱动高质量增长”的阶段。几十年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故事足以为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提供经验基础，中国未来发展及其影响力，也呼唤中国为世界贡献经济学的智慧。当下，我们能否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首先，这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包括确认国内社会状态、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定位和作为等。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自信但是不能自满：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还是有许多不足；审视现在，我们必须理性：虽然我们不再是弱国弱民，但还没有足够强大，还不是现代化强国，还有许多问题困扰我们，例如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创新机制还不够健全、创新动力还有待强化，还有更突出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引起的环境压力、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等，中等收入阶段的几乎所有可能的问题我们都存在；展望未来，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把中国置于国际关系中来看，我们曾经长期繁荣强大却没有欺负过别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曾经落后受尽欺辱，但是我们没有屈服、没有趴下，依靠自己又重新站起来、强大起来，而且没有想着要报复谁。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寻求与各个国家和民族平等合作和共同发展，永远不寻求霸权和取代霸权地位，希望世界和谐，力求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要从更高的境界理解经济科学。经济科学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其共同的科学精神或科学价值观，应该是追求“节约、互利和均衡”，即使有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揭示的是资源浪费、利益冲突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均衡，但是，其价值取向应该还是寻求节约、互利和均衡。这也正是中国自古至今到未来都坚持和履行的立国和发展的理念。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也就是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寻求互利发展和均衡和谐发展的故事。
最后，我们呼唤构建以中国和谐文化为哲学基础、以“合作”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已有经济学基本上是建立在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前提下的、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这不是经济学的错误，而是它的贡献。因为这一经济学体系相信并且认可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通过合法竞争能够很大程度上促使资源优化配置，从而节约和充分利用资源，增加社会总福利。很大程度上这是事实。已有经济学体系对人类竞争的规律及其作用已经揭示和解释得很好，但是还不够。人性除开竞争的一面，还有合作的一面，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而经济学对人类合作规律及其作用这一方面的揭示和解释还远远不够。这既是已有经济学的缺憾，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遇（当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有这样的机遇）。更重要的是：第一，古今中外，现实中人和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企业之间总是有那么多不必要的冲突、竞争甚至战争，为什么不合作呢？为什么不相信可以合作呢？可见这是社会普遍现象，是经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第二，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一直崇尚和践行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第三，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和谐”、“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可以说是“和”文化或“和谐文化”，包含人与人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与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观也高度吻合。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很容易提炼出与“合作”的经济学体系吻合、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已有经济学不同的哲学基础或基本方法论。
所以，我们在已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它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可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出基本方法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的故事放在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框架里尽量讲好，讲好了就是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合作”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基本构想应该是包含基本方法论、基本假设前提以及基本概念的可解释中国和世界重要的新问题新现象的理论假说。基本方法论层面，在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和谐文化中提炼出与个人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合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合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如何促进不同主体合作、什么是和如何实现“可置信合作”等，将是一组主要的需要阐明的理论原理或假说；“合作”与“竞争”、“合作动机”、“合作行为”、“合作类型”、“合作剩余”等将是一组基本的概念。